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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分析,《乡愁》的第一节写的是母子生离之愁,鱼腹雁足,此愁尚可聊加慰藉;第三节写的是母子死别之愁,阴阳路殊,此愁已是永恒的憾恨。这两节诗中抒发的乡愁,虽有生离、死别之分,情感的轻重分量也自不同,但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不管“小时候”抑或“后来”,不管生离抑或死别,游子乡愁的核心都是指向对母亲的思念。这恰好与乡愁主题诗歌的思乡实乃思亲、乡情实乃亲情的“母题”性质密合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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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别日久,母亲逝去,生死悬隔,游子再也见不到母亲,再也无缘一瞻母亲的慈颜了,一方矮矮的坟墓,永远隔绝了游子和母亲双方,致使游子的乡愁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母亲是儿子生命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说,母亲就是儿子生命的故乡,生与死隔开了,儿子和母亲的联系,儿子对母亲的怀念亦是永恒的乡愁。余光中和母亲感情极深,他九岁稚龄抗战爆发,首都南京沦陷,父亲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母亲带着他辗转流徙在日本军队的铁蹄之下。生死相依的母子俩,从江苏,到安徽,走上海,远避香港,取道越南河内,经昆明来到战时首都重庆,与先期到达的父亲团聚,而后全家寄居巴山蜀水之间。在他告别母亲外出求学的日子里,母子间的思念牵挂就是靠书信往还传递的。五十年代末母亲病逝,他先后写下了《招魂的短笛》《圆通寺》《登圆通寺》《母亲的墓》《母难日》等诗文,深致绵绵不尽的哀戚之思和高天厚地般的感戴之意。了解了这些背景资料,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乡愁》四节诗竟有两节即一半的篇幅,是用以抒写母子亲情的。

  在中国古代血缘宗法社会的关系秩序链条上,家是国的雏形,国是家的扩大。由家族的血缘伦理关系,衍生出国家的政治伦理关系,中国古代社会就此达成了家与国的统一。这种家国不分的观念体现在乡愁主题诗歌中,便是故乡情与祖国情的合二为一。如果说乡情与亲情、爱情合写的母题、原型作品是在《诗经》里,那么,乡愁与国爱合写的母题、原型作品就是屈原的《离骚》。作为与楚王同姓的“宗臣”,国与家在屈原那里是一个概念。屈原的爱国感情,是和宗族感情相联系的,《离骚》开篇对祖先的深情追认,就是他的宗族感情的自然流露。《离骚》后半部分展开了诗人内心的去留矛盾冲突,但在离去的最后时刻,他“忽临睨夫旧乡”,只是在云端投向故乡一瞥,就把他“周流上下”的心灵翅膀收了回来,遂抱定“从彭咸之所居”的决心,以死来殉自己的故乡与祖国。他的《哀郢》,记述流放江南的路线,亦情亦景,忧思绵绵,在身世之感中尽情倾诉了不忘故乡和祖国的深沉悲郁之情:“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故乡情与祖国爱,已成为诗人须臾不忘、生死以之的终极关怀。屈原之后,南北朝诗人庾信等人由南人北后的诗歌,也多是把故乡情与祖国情合并抒写的。还有南北宋之交、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爱国作家们的诗词创作,亦多有将故乡情与祖国情“一笔双写”的情况。

  还有一个诗旨表现上深浅显晦的“度”的问题,也是诗人和读者都无法回避的。把一首诗写得直露浅白或者深奥晦涩并不难,难的是让读者既感“到口即消”又觉“余味无穷”。添加许多注释读者还是难以把握的诗,或者一览无遗了无余蕴的诗,在艺术上肯定都未臻上乘。少不更事的孩子读来不觉其深,饱阅世故的老人读来不嫌其浅的诗,则肯定是第一流的作品。所谓“浅而能深”,像孟浩然的《春晓》、李白的《静夜思》这样一些近乎透明的“水晶绝句”,天真稚气的孩子读得朗朗上口,仿佛不需要任何解释;沧桑之后的老人赏玩不已,却自能从中读出“惜时伤春”和“望月思乡”之类深湛的母题、原型意味。《乡愁》一诗庶几近之,浅尝即可感染情绪,引发共鸣,细绎则会进而发现它的“母题”性质和“原型”意义。余光中曾将诗的表现分为“深入深出、浅人深出、浅人浅出、深入浅出”四种,真正的好诗,当然是“深入浅出”一类作品,像孟浩然的《春晓》,李白的《静夜思》,或者,像余光中自己的《乡愁》。

  和古今乡愁主题诗歌乡情亲情一体不分的情形一样,余光中《乡愁》的第一节,人手即从游子恋母的亲情角度切人表现:

  《乡愁》大获成功的原因,除了它的情感内涵具有“母题”性质之外,还取决于它在形式上所具有的“原型”意义。

  《乡愁》的意象择取组合和层深抒情方式,也与复沓章法这一“原型”形式有关。复沓章法要求每节诗在相应位置上所变换的词语,对于表情达意具有关键意义,所以创作者高度重视对这些语词意象的择取、提炼和组合。余光中这首诗所表现的乡愁,是离乡背井的人们能够普遍体验却不易具象传示的一种心理情绪,如果寻找不到与之契合的客观对应物作为载体,那么表现就容易失之于一般化或空泛化。诗人从他半生颠沛流徙所体验过的与乡愁有关的诸多事物中,精心择取“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四个意象,把不同年龄阶段的乡愁里感受最饱满的浓挚的亲情、热烈的爱情和深沉的祖国情,高度凝缩于其间。“邮票”承载少小离乡的母子别愁,“船票”承载劳燕分飞的新婚别愁,“坟墓”承载阴阳悬隔的生死别愁,“海峡”承载民族分裂的家国别愁。既高度个性化,又能够沟通人们的相似经验,既单纯、集中而又丰富、深邃。因为是复沓,相应位置的字数是固定的,所以决不至于枝蔓冗杂,这就有效地避免了新诗语言形式上随意、松散、罗唣的通病。“邮票”以传书信,“船票”以通归程,“坟墓”以阻生死,“海峡”以隔两岸,比拟新奇贴切,取象生,动可感,所以诗意的表现也无概念抽象之弊。四节诗以时间的推移来串联意象,于复沓之间完成了诗意的层深递进,从“小时候”,到“长大盾”,再到“后来”,直到“现在”,四个表示时序推移的语词一线贯穿全诗,囊括诗人漫长的人生历程中越聚越多、越酿越浓的乡愁,由乡情而亲情而爱情,最后归结为祖国情,章法的复沓升华了这首诗的思想意义,使这首清浅明朗的小诗显得既深情绵邈,而又庄严正大。

  从形式的角度说,新诗最大的优势是自由,但最大的问题也是自由,是对自由的误解和滥用。考察二十世纪的新诗文本,就会发现不少诗人没有形式感,缺乏自律和节制,不解炼字炼句炼意为何物,散漫随意,枝蔓芜杂,从意象到诗句到篇章,普遍存在乱跑野马的情况。既乏纵横自如的天赋才气,剩下的就只是游词赘语的冗长罗唣了。往往是就那么一点诗意甚或毫无诗意,却动辄几十行、上百行地挥洒出来,这与诗艺的质性是彻底违背的。诗是最精练的语言艺术,尤其是抒情诗,更要讲究以少总多,以无传有,把诗尽量写得短些,符合诗艺的质性。短就要求语言简洁,要求精心择取意象,要求巧于比拟和形容,任何可有可无的字句浮沤都要芟除净尽。古典诗歌在这方面为新诗树立了许多可供仿效的榜样。除了精短性,对于古典诗歌精妙的形式艺术,诸如韵律节奏、起承转合、重叠复沓、勾连呼应等,新诗人们也应该着意借取。精短性和形式感,无疑都有助于新诗作品的记诵传播。《乡愁》一诗在形式上的“原型”意义,为新诗提供了极为成功的范例。这样的新诗作品,才能把情绪的宣泄纳入形式的规范,上升为艺术的表现,才会饱满集中、凝练含蓄、精致完美。在对形式的自觉讲求和匠心营构中,一首好诗才有可能产生出来并且有望流传下去。

  在乡愁主题诗歌中,思乡与思亲,乡情与亲情,往往是牵连一处,密不可分的。思乡的实质是思亲,乡情的实质是亲情,这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血缘性质决定的。上古中国人强烈的宗族血缘意识,孕育出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道德观念,它有力地制约着思乡者的情感指向。《诗经·魏风·陟岵》是诗歌史上最早表现思乡实乃思亲、乡情实乃亲情的“母题”作品,《毛诗序》说:“《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从作品实际看,远离家乡在外行役的征人除思念父母外,还有兄长。思念父母是“孝”,思念兄长是“悌”,这正符合儒家伦理观念中对人的“孝悌”要求。征人登高远望之际,恍惚听到了家乡亲人们一声声体贴艰辛、提醒保重、祝愿平安的嘱咐叮咛,这种“对面着笔,并时互想”手法,又开创了表现上的“原型”形式,为后世同类作品所遵从。还有《唐风·鸨羽》,也在急切的思乡之情中表达了征人无法赡养父母的强烈忧虑和怨愤。陈继揆《读诗臆评》称赞道:“一呼父母,再呼苍天,愈质愈悲,读之令人酸痛摧肝。”此诗感人的艺术效果,即来源于征人忧念亲养的血缘伦理感情。

  “母题”和“原型”都是西方文论术语,按照容格的说法,是指神话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原始意象”(《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是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雷蒙·图松认为母题是“一个背景或大的观念”,歌德说母题是“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弗莱指出原型“即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它可以“把一首诗同其他诗联系起来”,是“有助于整合统一我们的文学经验的象征”(《文学即整体联系》,见《神话——原型批评》)。鲍特金说:“有一些题材具有一个特殊形式或模式,这个形式或模式在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变化中一直保存下来;并且,这个形式或模式是与被这个题材所感动的人的心灵中的那些感情倾向的某一模式或配搭相应的;我们可以断定诗歌中这样的一些题材的一致性”(《悲剧诗歌中的原型模式》,见《神话一原型批评》)。综合上引诸说可知,母题与原型具有原始性、典型性、重复性、模式性,母题侧重题材内容、情感观念,原型侧重意象手法、表现形式,它们在文学史上较早出现,因其契合了民族共同的情感心理而具有典型意义,所以被不断重复,在重复的过程中逐渐积淀为一种模式,影响并制约后世的同类创作。对应中国诗学理论术语,“母题”、“原型”大致相当于古代诗论所说的“诗胎”或“诗祖”。

  如上分析,《乡愁》的第一节写的是母子生离之愁,鱼腹雁足,此愁尚可聊加慰藉;第三节写的是母子死别之愁,阴阳路殊,此愁已是永恒的憾恨。这两节诗中抒发的乡愁,虽有生离、死别之分,情感的轻重分量也自不同,但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不管“小时候”抑或“后来”,不管生离抑或死别,游子乡愁的核心都是指向对母亲的思念。这恰好与乡愁主题诗歌的思乡实乃思亲、乡情实乃亲情的“母题”性质密合无间。

  离别日久,母亲逝去,生死悬隔,游子再也见不到母亲,再也无缘一瞻母亲的慈颜了,一方矮矮的坟墓,永远隔绝了游子和母亲双方,致使游子的乡愁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母亲是儿子生命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说,母亲就是儿子生命的故乡,生与死隔开了,儿子和母亲的联系,儿子对母亲的怀念亦是永恒的乡愁。余光中和母亲感情极深,他九岁稚龄抗战爆发,首都南京沦陷,父亲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母亲带着他辗转流徙在日本军队的铁蹄之下。生死相依的母子俩,从江苏,到安徽,走上海,远避香港,取道越南河内,经昆明来到战时首都重庆,与先期到达的父亲团聚,而后全家寄居巴山蜀水之间。在他告别母亲外出求学的日子里,母子间的思念牵挂就是靠书信往还传递的。五十年代末母亲病逝,他先后写下了《招魂的短笛》《圆通寺》《登圆通寺》《母亲的墓》《母难日》等诗文,深致绵绵不尽的哀戚之思和高天厚地般的感戴之意。了解了这些背景资料,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乡愁》四节诗竟有两节即一半的篇幅,是用以抒写母子亲情的。

  在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史上,余光中的《乡愁》无疑是一首传世之作。它的脍炙人口、广受欢迎,在新诗作品中是罕见的。对这样一首几乎妇孺皆知的新诗名篇,仅只满足于浮光掠影的浅层赏析,显然是不够甚至是不得要领的。我们应该探骊得珠,进一步寻求它大获成功的深层原因,这样不仅可以把对此诗的解读引向深入,还可以由此诗的成功,引申出新诗艺术成败的规律性因素。笔者以为,解读余光中的《乡愁》,破译《乡愁》获得巨大成功的奥秘,应着眼于它内涵上的母题性质和表现上的原型意义。

  一湾浅浅的海峡,成了难以逾越的天堑,它在数十年里无情地隔绝了大陆和台湾的血肉联系,使台湾成为孤悬海外的“流浪岛”,使数以千万计的人成为寄居孤岛的漂泊者。一湾海峡里流溢的不是苦咸的海水,而是无数寄居漂 ?白者的无尽乡愁。随着台湾的经济起飞,充分现代化的外来文化刺激,强烈诱发着包括余光中在内的一大批由大陆迁台诗人的漂泊意识和生命无根感,他们需要故乡和祖国来维系去国怀乡的浓烈孤寂愁闷,需要华夏文化之根来维系虚飘无着的生命生存。对出生在大陆、从小谙熟经典的余光中而言,海峡“那头”的故乡和祖国,不仅是地域和风土的,而且是历史和文化的,是艺术和诗词的。余光中对故乡、祖国的地域风土、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倾心喜爱,由衷赞美,悠然神往,陶醉其中,深感骄傲和自豪,这是导致他的诗中乡愁国爱无处不在的根本原因。他的《乡愁》和《五陵少年》《春天,遂想起》《当我死时》《我之固体化》《中秋月》《北望》《乡愁四韵》《民歌》《寻李白》《白玉苦瓜》《中国结》等大量诗篇;都是乡愁和国爱的出色表现。他这样看待自己创作中大量存在的咏史怀古、古今互证:“与其说是一种技巧,不如说是一种心境,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一种历史归属感”,这是一种打在“肚里”的“中国结”。每每以屈原自比、自称“茱萸之子”的余光中的生命重心,就是这份对故乡和祖国的永不释然的大爱。这份大爱,顺理成章地成为《乡愁》一诗的抒情重心所在,在前三节抒写了乡愁的亲情、爱情性质之后,这第四节诗曲终奏雅,卒章显志,把对乡愁的表现推向企盼祖国统一的思想高度。因为余光中清楚,只有结束两岸的对立、分裂状态,才能了却漂泊海外的天涯游子的深长乡愁。所以,厌弃隔离厌弃分裂,向往团聚向往统一,就成为这首《乡愁》的抒情旨归。乡愁主题诗歌“母题”中所涵盖的乡情、亲情、爱情、祖国情,至此得到了完满的表现。这首清浅明朗的小诗,读来似乎没有任何理解障碍,然而因它举重若轻地浓缩了乡愁“母题”的全部内涵,其思想情感又是深不可测的,有着巨大的解读阐释张力。

  《乡愁》大获成功的原因,除了它的情感内涵具有“母题”性质之外,还取决于它在形式上所具有的“原型”意义。

  实际上,仅凭情感内涵的母题性质,最多只是成功的一半。不论是余光中本人或其他台湾诗人的乡愁诗,在情感内涵上都不乏与乡愁主题诗歌“母题”所涵盖的乡情、亲情、爱情、祖国情相吻合的作品。余光中的《春天,遂想起》,就是既有乡情、亲情、爱情因素,又有故国江南情思,整首诗可说是风景、物产、建筑、习俗和历史、传说、诗词、人物等地域的和文化的内容的有机整合,在内涵的丰富性方面是远远超过《乡愁》的。高准《念故乡》的第一节:“是永恒的情人在梦里缥缈,/是生我的母亲却任我漂泊。/故乡啊,/我的故乡是中国。”仅四行诗就将乡情、爱情、亲情和祖国情全部写出。《春天,遂想起》和《念故乡》虽然也是台湾乡愁诗名篇,但显然均不足与这首《乡愁》相提并论,原因大约就在于它们形式上远不如《乡愁》讲究。

  离别日久,母亲逝去,生死悬隔,游子再也见不到母亲,再也无缘一瞻母亲的慈颜了,一方矮矮的坟墓,永远隔绝了游子和母亲双方,致使游子的乡愁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母亲是儿子生命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说,母亲就是儿子生命的故乡,生与死隔开了,儿子和母亲的联系,儿子对母亲的怀念亦是永恒的乡愁。余光中和母亲感情极深,他九岁稚龄抗战爆发,首都南京沦陷,父亲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母亲带着他辗转流徙在日本军队的铁蹄之下。生死相依的母子俩,从江苏,到安徽,走上海,远避香港,取道越南河内,经昆明来到战时首都重庆,与先期到达的父亲团聚,而后全家寄居巴山蜀水之间。在他告别母亲外出求学的日子里,母子间的思念牵挂就是靠书信往还传递的。五十年代末母亲病逝,他先后写下了《招魂的短笛》《圆通寺》《登圆通寺》《母亲的墓》《母难日》等诗文,深致绵绵不尽的哀戚之思和高天厚地般的感戴之意。了解了这些背景资料,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乡愁》四节诗竟有两节即一半的篇幅,是用以抒写母子亲情的。

  古代诗歌史上游子思亲的作品很多,这里不再例举。这种包含于乡情中的浓郁伦理亲情,对新诗的影响是明显的。湖畔诗人潘漠华的《呵》,抒发游子对亡父的深情怀念,对丧夫别子的母亲心境的体贴,显示了少年诗人对父母的无限热爱!吴天籁的《白云深处》,抒发对白云深处的家乡的思念,“银鬓的母亲”是他思乡时回忆和牵挂的焦点。台湾诗人邱振瑞的《思乡雨》,写异乡雨中思乡的他,感到“母子的血脉汇流着如此接近”。张默的《饮那绺苍发》,是在两岸隔离、听不见母亲“遥远的叮嘱”已经“三十个寒暑”、“一万多天”以后,暮年游子对着母亲的照片倾诉心声,生死不渝的母子亲情十分感人。

  从形式的角度说,新诗最大的优势是自由,但最大的问题也是自由,是对自由的误解和滥用。考察二十世纪的新诗文本,就会发现不少诗人没有形式感,缺乏自律和节制,不解炼字炼句炼意为何物,散漫随意,枝蔓芜杂,从意象到诗句到篇章,普遍存在乱跑野马的情况。既乏纵横自如的天赋才气,剩下的就只是游词赘语的冗长罗唣了。往往是就那么一点诗意甚或毫无诗意,却动辄几十行、上百行地挥洒出来,这与诗艺的质性是彻底违背的。诗是最精练的语言艺术,尤其是抒情诗,更要讲究以少总多,以无传有,把诗尽量写得短些,符合诗艺的质性。短就要求语言简洁,要求精心择取意象,要求巧于比拟和形容,任何可有可无的字句浮沤都要芟除净尽。古典诗歌在这方面为新诗树立了许多可供仿效的榜样。除了精短性,对于古典诗歌精妙的形式艺术,诸如韵律节奏、起承转合、重叠复沓、勾连呼应等,新诗人们也应该着意借取。精短性和形式感,无疑都有助于新诗作品的记诵传播。《乡愁》一诗在形式上的“原型”意义,为新诗提供了极为成功的范例。这样的新诗作品,才能把情绪的宣泄纳入形式的规范,上升为艺术的表现,才会饱满集中、凝练含蓄、精致完美。在对形式的自觉讲求和匠心营构中,一首好诗才有可能产生出来并且有望流传下去。

  余光中的《乡愁》为新诗提供的启示是深刻的。从内容的角度说,一首新诗如想获得成功,必须注意将个人性、时代性与历史性、未来性有机结合起来,将现实性与超越性有机结合起来。创作主体饱满鲜明的个性体验,要与所处时代的大众心理相沟通,更要和民族悠远的历史记忆相契合。余光中所处理的“乡愁”,既是他大半生漂?白迁徙生涯的切身感受,也是“流浪岛”上千百万人共有的思乡情怀,在“母题”的层面又和中国诗歌史上的乡愁主题内涵相同,更印证着中华民族由古老的农业文明滋育出的根意识和乡土情结。这样,属于个人的“一时之性情”,就上升为民族的和历史的“万古之性情”(黄宗羲《马雪航诗序》),作品因此才被最广大的人群理解和接受,从而获得贯通时代、历史和未来的不朽艺术生命。这也就是余光中所说的由“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纵横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三者有机交融成的“现代诗的三度空间”(《白玉苦瓜》序)。余光中的“三度空间”说,值得每一个写诗和读诗者记取。

  余光中《乡愁》的前三节,亦是血缘亲情和男女爱情合写,第一、三节写亲情,第二节写爱情:

  受乡愁主题诗歌“母题”的渗透,现代新诗的乡愁中多有血缘亲情与男女爱情合并一处加以表现的,如冯雪峰湖畔时期的名诗《落花》,诗中与“我底妈”、“我底姊”并置的“那人儿”,就是故乡的恋人。潘漠华写于同期的《游子》与《落花》相似,留在游子“记忆里”的不仅有“父亲、母亲、兄弟姊姊”,还有,“那人儿”。厂民(严辰)三十年代的《采桑女》值得特别关注,也许诗人在无意之中,重复了上古诗歌里“桑与爱情”的原型意象。“故园”的标志就是“绿桑”,对“故园”的怀念,就是对“绿桑”的怀念;对“绿桑”的怀念,实质上是对“绿桑枝下的采桑女”的怀念。在游子的忆念里,故乡、桑树、爱人就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离别日久,母亲逝去,生死悬隔,游子再也见不到母亲,再也无缘一瞻母亲的慈颜了,一方矮矮的坟墓,永远隔绝了游子和母亲双方,致使游子的乡愁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母亲是儿子生命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说,母亲就是儿子生命的故乡,生与死隔开了,儿子和母亲的联系,儿子对母亲的怀念亦是永恒的乡愁。余光中和母亲感情极深,他九岁稚龄抗战爆发,首都南京沦陷,父亲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母亲带着他辗转流徙在日本军队的铁蹄之下。生死相依的母子俩,从江苏,到安徽,走上海,远避香港,取道越南河内,经昆明来到战时首都重庆,与先期到达的父亲团聚,而后全家寄居巴山蜀水之间。在他告别母亲外出求学的日子里,母子间的思念牵挂就是靠书信往还传递的。五十年代末母亲病逝,他先后写下了《招魂的短笛》《圆通寺》《登圆通寺》《母亲的墓》《母难日》等诗文,深致绵绵不尽的哀戚之思和高天厚地般的感戴之意。了解了这些背景资料,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乡愁》四节诗竟有两节即一半的篇幅,是用以抒写母子亲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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